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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性看待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变化

时间:2017-08-18 08:54

  2017年5月24日,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下调了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。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中,穆迪、标准普尔和惠誉三家处于垄断地位,但它们的评级标准和结果并不一致。其中,穆迪的信用等级共分九档二十一级,第一档至第四档属于投资级,即信誉高、投资价值高,第五档至第九档属于投机级,风险较大。穆迪此次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第二档的Aa3下调至第三档的A1,同处于A1档的还有日本、以色列、沙特等国家。需要说明的是,这是近28年来,穆迪对中国首次下调主权信用评级。穆迪提出的下调理由主要有三点:一是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,二是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,三是地方融资平台及国有企业债务将增加政府的或有债务。在下调主权信用评级的同时,作为一种技术性的“补偿”,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“负面”上调至“稳定”。根据国际惯例,企业发行外币债券的信用评级上限,不得超过母国的主权信用评级。穆迪下调对中国主权信用的评级,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中国企业的海外融资等行为。
  如何检验穆迪等机构的评级是否准确?市场的真实反应就是答案。穆迪的评级报告发布后,中国汇市、股市、债市并未出现异常的资金波动。这说明,穆迪此举并未改变投资人对中国市场的总体看法。实际上,在评级机构对发行人进行评级的同时,投资者也对评级机构的水平进行了“评级”。前者影响了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,后者决定了评级机构的声誉。倘若信用评级结果常常不靠谱,那么其赖以立足的“声誉资本”必然受损。市场之所以对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反应表现出波澜不惊,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。
  一是评级“不独立”。20世纪70年代,评级机构的经营方式和主要收入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:此前靠研究报告销售收入,此后则变成向被评级客户收费。在“发行人付费”的游戏规则中,如果发行人加强对评级机构的“公关”,评级机构的利益自然会与发行人保持一致,评级机构便不会真正服务于投资人。收费方式的根本性变化,导致穆迪等信用评级机构很难成为真正独立的第三方机构。
  二是评级“不公正”。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股权结构均较为复杂,一些股东与美国政府关系十分密切。评级机构并不是可靠的股市“看门人”,而是被安排在了那个位置。在中国经济“稳中向好”时,穆迪竟做出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之举,其动机值得怀疑。
  三是评级“不科学”。信用评级通常采用“顺周期”法,即采取简单趋势外推的方法来做出判断。例如,在经济形势趋好时上调发行人的信用级别,在经济形势走弱时下调信用级别。但现实中的经济运行往往是波浪式推进的,既有“潮起”,也有“潮落”,“潮起”、“潮落”之间必然存在拐点,而“顺周期”评级法对于结构性变化所致的拐点缺少前瞻性,这也成为信用评级普遍存在的一个硬伤。不仅如此,“顺周期”评级法还放大了市场固有的兴奋或恐慌,进而加剧既有风险并引致更大的周期波动。巴菲特最近如此评价穆迪:这种信用评级根本是错误的机制。
  针对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,我们一方面要剖析其中的误判,另一方面也要本着“兼听则明”的精神,进一步做实、做牢风险管控,提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。
  一是严惩违规地区。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提出“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”,到《新预算法》允许地方适度举债,再到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《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》等规范的出台,中国地方债务管理框架的建构从无到有,成绩斐然。当前,要加强跨部门联合监管,发现一起、严惩一起,严防财政金融风险交叉传染。